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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副校长辞职:我还不起北京的房贷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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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权:作者 施一公 来源 大咖岛 ID:auuu55


哇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近日曝了一个猛料:

 

著名结构生物学家、中科院院士施一公,之所以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,跑到杭州去当民办的西湖大学校长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清华收入太低,还不起北京的房贷。

 

据称,施一公在清华的年薪是48万元,但他有两个孩子,都在上学。加上在北京购房按揭,每年施一公家庭开销在60万元左右,清华的薪水无法支撑,已经到了还不起房贷的地步。

 

西湖大学是今年4月1日刚刚被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民办大学,施一公被任命为首任校长,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,一大批著名科学家成为发起人。校董会也阵容极为强大,其中包括马化腾、王健林、吴亚军知名企业家。

 

西湖大学被认为是中国当今最新锐的大学之一,可以跟南方科技大学、上海科技大学、中国科学院大学,以及即将成立的雄安大学并驾齐驱。

 


西湖大学的前身是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,成立于2016年12月10日。西湖大学定位为“小而精、高起点、研究型”的民办高等学校,该校依托生物学、基础医学、理学和前沿技术4个研究所,组建生命科学学院(含生物学和基础医学)、理学院、工学院,优先形成理学、医学、工学等三个门类12个一级学科。

 

至于施一公,不仅是当今的“网红科学家”,还是货真价实的顶尖级生物学家。1967年,施一公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,少年时代在驻马店长大。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,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(河南省第一名),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,1989年提前一年毕业,获得学士学位。

 

1995年获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,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·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。

 

1998年—2008年,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、副教授、终身教授、Warner-Lambert/Parke-Davis讲席教授。2008年,婉拒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(HHMI)研究员的邀请,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,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,教授、博导。

 

2013年4月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、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; 2013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。2015年9月,施一公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。

 

2018年1月,施一公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,筹建西湖大学。2018年4月16日,施一公当选西湖大学首任校长。

 

主要成就:他运用结构生物学、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,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。迄今为止,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,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《细胞》发表11篇、《自然》发表7篇、《科学》发表3篇。

 

主要奖项:施一公先后获得过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、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、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“科学与技术成就奖”、“未来科学大奖-生命科学奖”,2017年12月,施一公入选“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”。此外,施一公还获得过“影响世界华人大奖”。

 

施一公是当今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,更为宝贵的是他愿意就公共事务公开发表独立的个人意见,因此很受网络的追捧。

 

然而,这样一个科学家,他的收入不足以在北京购房、养家糊口,实在令人震撼。


或许有人会说:君子固穷,在很多国家大学教授的收入都不算高。其实,这要看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对顶尖人才的重视程度。我们都知道,香港是个弹丸之地,但却拥有多个世界级大学。其中香港科技大学崛起速度之快,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。事实上,无论是刚刚成立的西湖大学,还是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,都试图在短期内复制一个新的香港科技大学。

 

那么香港靠什么实现的奇迹?其实就是两点:一是给大学教授、校长高薪;二是给他们发展、研究、表达的空间。

 


上图是2015到2016年财政年度,香港几所大学的校长年薪,达到了施一公在清华的10多倍! 


上图是香港中小学老师、校长的月薪酬表,中学校长月薪在8到12万港币左右,小学校长月薪在6.5万到9万之间。中学的高级教师,月薪也达到了6.5到8.8万港币。施一公在清华当副校长的待遇,还不如香港一个中学高级教师!

 

而北京的房价,大家心里是清楚的。至于清华大学附近的房价,更是天价。稍微像点样的小区,新房价格都在每平米10万元以上。

 

如果施一公购买一套150平米的房子,就需要1500万左右的购房款。按照20年房贷,基准利率,首付3成,如果不使用公积金则月供为6.87万元,每年房贷还款是82万元。假设清华给300万购房补贴,贷款金额下降到750万,月供也要4.9万元,的确是无法承受的。

 

西湖大学是民办大学,薪酬体系将完全不同。可以想见,施一公新职位的年薪将大幅提高,年薪几百万不是问题。这样,还北京房贷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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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4月16日,施一公在竞聘西湖大学校长的演讲中说:

 

办好西湖大学是我肩上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人生为一件大事而来。西湖大学就是我生命中的这件大事,我已经做好准备,毫无保留地付出我的全部心力,以不忘初心、无问西东的务实态度,带着全社会、国家、政府、和全体师生员工的重托,使西湖大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骄傲。

 

当你知道了施一公辞职清华,创办西湖大学,还有“为稻粱谋”的背景时,你会如何想?

 

我的看法是:我只会更加尊敬他。人都要生存,都要养家糊口,为经济原因离开清华创立西湖大学,不影响施一公“仰望星空”。相反,解决了基本生存问题,他和他的西湖大学才能飞得更高。

 

我们需要反思的是:怎样控制住日益飙升的房价,怎样提高搞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待遇。从清华辞职去西湖大学,施一公没有错,没有值得惭愧的地方。


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曾发表演讲:


《当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,这个国家一定出了大问题》


1、当所有的精英都想干金融


如今我们的 GDP已经全球第二,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,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 20名开外。

 

有的人或许会怀疑,认为我说的不对,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、下海捉鳖了,怎么可能创新不够,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,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 20名开外。

 

我想说的是,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,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,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。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,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。

 

我在海外的时候,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,我会拼命去争论,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。

 

四月份,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,晚宴时,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,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,他很不屑一顾,我觉得很委屈、很愤懑,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:不管怎么说,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,你们在哪儿?但他回敬了一句,让我说不出话。

 

他说:施教授,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,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。

 

在国内,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,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。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,怎么发展,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,并形成一定的共识,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。



首先我想讲,大学是核心。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,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,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。就业只是一个出口,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,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。

 

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,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,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。

 

大学,尤其是研究型大学,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,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。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,会造成什么结果?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。

 

清华 70%至 80%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?去了经济管理学院。连我最好的学生,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,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。

 

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,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,我认为出了大问题。


管理学在清华、在北大、在整个中国都很热,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。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,是培养专业人才,为行业输送螺丝钉,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,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,不能混淆。


学不以致用。你们没听错,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。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,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,可以不用去上。其实在大学学习,尤其是本科的学习,从来就不是为了用。

 

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,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,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,你都是无法预测的,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,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。

 

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,那么怎么办?其实很简单,大学多样化,不要一刀切,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,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,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。

 

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。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,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加强转化”。但我想问一句,转化从哪儿来?



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,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?我认为是后者。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,转化不出来,不是缺乏转化,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。

 

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,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,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,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,我就是个例子。

 

我十四五年前,有个简单的、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,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,主动来找我。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,在看,在听,他们非常敏感,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。

 

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?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。大家没听错,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。

 

术业有专攻,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,懂一点教育,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,办公司、当总裁,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。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,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,一边还要管金融。

 

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,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、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,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。

 

我可以举个例子,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,获得 1985年的诺贝尔奖。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,包括辉瑞,现在非常富有,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。


Joseph Leonard Goldstein


他两年之前在《科学》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,抨击特别强调转化。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,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,如何能转化。

 

他说,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,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,转化是水到渠成的,当研究成果有了,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,不需要拔苗助长。

 

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,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,很有意思。

 

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,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,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,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,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。

 

创新人才的培养,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。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,同样有这个问题。什么是创新,创新就是做少数,就是有争议。

 

三年前,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,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,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。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,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。

 

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 Shimon Peres的例子,说他小学的时候,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,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,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。

 

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,说我不得不承认,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,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: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?



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,其实我很乐观,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,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,尤其是过去两年,我真切地看到希望。

 

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,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,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。

 

在这样的大潮中,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,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,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,就是我们的贡献。这样,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。


2、我们缺什么?

 

我出生在河南郑州,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。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?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。

 

驻马店相对于河南,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,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。从地理,从经济,从科技,从文化,都是这样。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、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。

 

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,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:施一公啊,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!

 

大家可能想不到,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。从那以后,每次得到任何荣誉,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。

 

今天,我同样想说:老师您好!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。我中学去了郑州,大学到了清华大学。我常常很想家、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,止不住地想: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?过什么样的日子?

 

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,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。在此之前,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,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、工程师,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、能干什么。



1987年 9月 21日,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,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,他还在昏迷中,心跳每分钟 62次,血压 130/80 。

 

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,没有得到任何施救,因为医院说,需要先交钱,再救人。

 

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,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,也没有心跳了,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。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,直到现在,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。

 

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,我曾经怨恨过,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:为什么不救我父亲?

 

但是后来想通了,我真的想通了:中国这么大的国家,这么多人,不知道有多少人、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。如果我真有抱负、真有担当,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、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、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。

 

2012年的清明节,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,很感慨。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,一个患心血管疾病,另一个是癌症。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,现在也不在了。

 

我常常想:同样是人,我真幸运,不愁吃、不愁穿,受过高等教育、出过国、留过学,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;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。

 

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。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,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,他们为我鼓劲。

 

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。哪点不一样?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。我有兴趣,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,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,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。

 

我成长于驻马店,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,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,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;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,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。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,我真的很感恩、想回报。

 

不知不觉间,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。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,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。

 

人不是商品,人活一口气。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、把自己作价、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,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,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。

 

我有时候想,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,我老了、真的跟不上趟儿了。我怎么就不理解,连我身边的人,连我一些同事、同学、朋友我都理解不了,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,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!

 

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,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,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,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。

 

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,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、去体验,比如去支教。

 

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。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,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。

 


在我的办公室,他痛哭流涕。他说:施老师,您知道吗,尽管是希望小学,那里的孩子,从一年级到五年级,都很瘦,一天只有两顿饭,早上十点一顿,下午四点一顿。

 

为啥?没钱!

 

他们没有肉吃,只能吃饱两顿饭;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,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,因为要节省能量,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。

 

但他们都很满足、很开心……

 

我不晓得,我们做基础研究的,我们能做什么,我们能改变什么。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,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,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,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。

 

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,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,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。我挺惭愧的,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,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。

 

我们缺什么?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,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。

 

在清华大学,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,我都告诉他们:你千万不要忘了,你来到清华,你不止代表自己,不止代表你个人,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,一个县,一个地区,一群人,一个民族。你千万不要忘了,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。

 

我真的希望,不管是我自己,我的学生,还是我的同道,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,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。

 

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,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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