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博士"辛酸"买房记:为何在买房这件事上,知识不能改变命运?

家在宁波网2018-06-14 10:44:54


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,但那天,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,“同学想读博吗,先买个房吧!”


女博士的世界里,只想要一间书房


女博士陈盈想要有一间书房。


寒窗苦读数十载,她对书房的渴望,超过女人对摆满漂亮衣服和鞋子的衣帽间的憧憬。但在均价五六万元的北京,拥有一间哪怕只有10平方米的书房,对陈盈来说都极尽奢侈。


她掰着手指头算,这笔钱足以在老家广西小城买下三室一厅的宽敞房子。


去年夏天,陈盈拿到博士学位,在高校谋得教职,老公在北京工作。结婚后面临最大的难题是:在北京买房安居。


像很多年轻人的“6+1”买房模式一样,小两口及双方父母倾尽所有积蓄,凑出首付。




“你付出了多年的努力,终究没有长成自己期待的样子。”陈盈一直笃信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。从小靠着勤奋和在学习上的天分一次次打败对手,跻身名校。


但当发际线和理想一起衰退时,在埋首还房贷、找工作、相亲生子的繁冗日常里,她和她的一些同学意识到,名校的录取书不再是跨越阶层的通关卡,年少时抱有过闪亮生活的愿望,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了。


陈盈相信英国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那句名言:女性要从事写作,需要每年500英磅的收入和属于自己的房间。


她从初中开始住校,直至今天。她想不明白,为什么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,还是要住在宿舍里?


自从进了天津一所985高校教书,单人宿舍的环境好了许多,有一米高的书桌、小衣柜,以及一张一米二宽的床——上面摆着床上书桌,这是住宿生涯的标配。女生喜欢架着它看书、用电脑。她换了一个又一个,终于用上了最贵的那种电脑。


她迫切地需要一间书房,做研究、写论文,以及装下她的300多本书——一个4米宽,2米高的书柜足够了。


看房,如同雾里看花,水中望月


步入职场后,买房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
当初从四川大学读完本硕,来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时,她看着疯狂的房价曾一脸不屑:“这么贵,谁会买呀。”后来,她一次次被现实打脸。


周围年龄相仿的80后同学要么已经在北京买了房,要么和陈盈一样准备买房。尽管,大家都有良好的学历背景和体面的工作,但在买房这件事情上都必须依靠父母甚至是全家亲戚的大力支持。


这些自幼在家里备受称赞,被寄予厚望的孩子,到了而立之年却要啃老,陈盈觉得愧疚。“不说我给家里带去多少钱,但至少不能压榨,现在这个底线都没有了。”


老家曾是广西海边的小城,世代安宁,这些年随着港口的建设逐渐崛起,父母房子旁的公路上,多了许多运输车辆。陈盈的妈妈有些神经衰弱,不堪其扰,本来打算换套房子,但最终决定把钱给女儿凑首付,旧家只是装了套双层玻璃。


北京是一个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大都市,短短几年时间里,陈盈不再觉得住在一个每天花两三个小时上班的地方很远;也不再认为那些20多年房龄的房子老得没法住人,在北京四五十年房龄的房子依旧价格不菲。


她正在被这座城市的现实改造、重塑,以至于要去买那些比自己原先的认知,每平方米的价格多了一个零的房子。


一开始,陈盈的老公并不同意买房,他用一系列数据和理性分析告诉妻子,房价太贵了,首付的钱用来买理财产品能赚更多的钱。

“他去年说我想买房的心态很病态,今年他就被现实狠狠打了脸。”可能是出于女性“筑巢”的天性,经过不断的争吵、妥协,陈盈说服了丈夫。


因为房价一轮一轮地疯涨,“现在所有的老公都对当初哭着喊着买房的老婆感激涕零。”


他们看来看去,在北京只有南边的房子还能交得起首付。但不管是当年砍人的菜市口,还是埋人的陶然亭,附近都是豪宅了;本地人印象较好的房山、亦庄也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。


这里的南边指的是各种批发市场、建材市场、城中村聚集的地方。环境差,价格相对便宜。

从夏末看到秋初,天越来越冷。每个周末,陈盈和丈夫坐在中介的电动车上,迎着北京隆冬凛冽的寒风穿行于小街陋巷中,寻找合适的房源。


她至今记得看到大片的荒原,形色各异的垃圾山,以及长到腰高的杂草,“我觉得那是发生刑事案件的地方,千万不能住在这里”。


还有文化用品批发市场中,早晨六点卸货的车轰鸣,方圆几公里内都能听到撕透明胶带“刺啦刺啦”的声音;城中村旁的街道,周围搭了很多棚户,井盖上泼满了污水,鸡和野狗疯跑,他们一度怀疑自己穿越到小县城,眼前不再是人们心心念念的北京。


“我有点魔怔了,熬夜在手机上看挂出来的房源,一看就到凌晨两三点,周末拉着老公看房,发脾气,很焦虑,在被拒绝后坐在自行车车座后面号啕大哭。”

之前没看上的房子,两个月后每平方米涨了四五千元,又变得买不起了,他们心急如焚,既想赶紧买,又不想放下在小城市住久了的心理要求。


远在老家的父母也没闲着,陈盈每看一个房源,他爸爸就在全景电子地图上放大、放大,仔仔细细地研究周围的环境,然后告诉女儿,“这个环境这么差,你怎么能买呢?”


在父母眼里,四五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,那得什么样呀?


在广西的陈盈父亲对于看房十分自信,单位里的年轻人一买房,一定会拉着他去看看,“楼层这么低,下面就是垃圾桶,不是臭死你?”“这块地是洼地,钢筋这么细,不结实。”“这个户型不好,假通透,厨卫不对门。”


女儿决定买房后,父亲特意在假期里对她进行了看房培训,但等回到北京,陈盈发现这些统统用不上。


但凡看得上的,稍有犹豫就被人抢走了。他们曾看上一间装修不错的房源,本着大决定一定要过夜的原则,打算第二天再签,结果过了一晚,房子已售出。


“我爸妈活到50岁,发现自己的人生经验在这里根本不适用。”陈盈说,爸妈很伤心,觉得自己的钱赚少了,再多赚一点就能给女儿买个更好一点的。


她有个同学,算是村里的首富,卖掉老家的房子也才凑出30万元,“你说,这个钱放在北京能干什么呢?”



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买房诸多不易


经过不断的寻觅、纠结、妥协,陈盈终于在年关将至之前买了一套旧公房,88.9平方米,首付100多万元。房子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,楼道里还保存着可以从楼上倒垃圾的老式管道。


他们买了没有电梯的六层,陈盈的妈妈很心疼,担心女儿以后怀孕了还要每天爬上爬下,但当得知同样户型的房子低楼层要贵200万元时,妈妈说,“还是爬楼梯吧。”


最初看到铁管楼梯栏杆、牛皮癣广告和破破烂烂的小区环境,陈盈心想:“这么差的房子,总该让我们讲讲价吧?”


戴着眼镜,一脸学生气的陈盈小两口毫无讲价经验,“傻乎乎地告诉人家,我们只有这么多钱,你能不能卖给我们?”

原房主是一对退休职工,京城“土著”,儿子、儿媳妇也都在北京工作,没有谈价的余地。


最终双方还是签下了购房协议,约定半年后交房。


至此,陈盈人生中最大的一笔交易完成,她却没有感到高兴,而是深深的疲惫和厌倦——这么大笔钱花得如此艰辛、如此令人不悦。


一个师姐告诉她,在北京买房,没有谁的经历是愉悦的。这句话在此后被反复证明。

今年暑假快结束的时候,交房日期也快到了。陈盈三次打电话确认,对方都说没问题。于是,在约定的日期,陈盈的丈夫一个人带着相关材料来收房。


原房主一家都在,突然宣布今天交不了房。因为他们买的新房橱柜不能按时上门安装,所以需要多住一个月。当时,陈盈正在家乡陪父母,听到消息立马起身奔回北京。


他们重新翻阅了购房合同,上面清楚地写了逾期不交房,要赔付千分之十五的违约金。而过户和物业交割手续都已办完,从物权角度上说,这个房子已经属于陈盈。


他们跟房主沟通,希望对方看到高昂的违约金后,能早点把房子交出来,但房主的儿子打电话说:“我们自己的房子,爱住多久就住多久,凭我们家在北京的势力,卸你胳膊卸你腿跟玩儿似的。”



陈盈感到奇怪,为什么之前一直说能按时交房,到了交房当天突然反悔呢?


她上网一查,才发现这种情况十分普遍。北京的房价不断上涨,每平方米涨几千一套房就能涨几十万,很多房主在交房时感觉自己卖亏了,就会占着房子不搬走。而她半年前买的这套房子,保守估计也已经涨了50万元。


她在高校的论坛上,看到有人说“老北京”要脸面,一般不会主动提出要买房人加钱,于是,就拖延交房时间,憋着买房人自己提出多给钱。


陈盈两口子先是动之以情,诉说两个年轻人在北京打拼多么不容易,北京房租多么贵,家里为了这套房子借了多少钱等等。

但对方无动于衷,陈盈的婆婆听说后,十分气愤地跟他们说,“你们怎么能示弱呢,应该示强啊!”婆婆立马给中介打电话施压,“别以为我们是外地人好欺负,能在北京砸几百万买房的,也不是一般的人家!”


各路亲朋都来支招,装修公司的师傅说“我给你拉一车民工来帮忙”;陈盈老公在北京的媒体工作,朋友建议“扛个摄像机过去,然后打110,有媒体在,很快会给你解决”。


后来,他们找了一位社会经验丰富、满口京片子的“土著”,扮成陈盈丈夫单位的法务人员一起去交涉。


这时原房主家说话最有分量的姑姑出面了,陈盈祭出“大杀器”:“你侄子之前威胁我们‘卸胳膊卸腿’的电话已经录音了。”同学在一旁“添油加醋、煽风点火”,姑姑吓了一跳,出面“主持公道”,斥责了侄子,最后恭喜他们乔迁新居,还跟两口子握了握手。


这一场买房风波终于以一种颇为戏剧化的场面收尾,陈盈经过十多天的折腾,已经精疲力尽。


“百无一用是书生啊。”她深深叹了一口气,“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,真正碰到要解决的问题,却那么无力。”


她感觉,周围的世界不再是好学生的天下,“小时候因为成绩好,所有人都惯着你,我们得来东西太容易了。”

买完房之后,陈盈希望房价赶紧涨,“跌几万元我心里都受不了,因为我们在付利息。”


没买房之前,每平方米涨1000元,她都心痛得不得了;现在,涨了四五千元,还嫌怎么才涨这么点儿。


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,她就打开手机看看上涨的房价,人会开心很多。


她说,这种快乐像在一场没有认真准备的考试中拿了高分,完全是意外之喜。但从小,她被灌输的教育理念就是,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、知识改变命运。


一个刚毕业半年的大学生,在北京用竹子造出一座“蛋形”小屋,作为自己的蜗居


小升初的那一年发生了两件事,一件是陈盈考上了重点中学,一件是她变成了近视眼。


当年她在床上支个小桌,在最艰苦的时候告诉自己:你现在努力奋斗将来就会有书房。后来发现,奋斗了这么多年,读了几箩筐的书,却离书房越来越远了。


陈盈的博士同门师兄在犹豫了一年之后,终于决定离开北京。


他原本在北京一家国内顶级刊物工作,平台很好,但月薪只有五六千元,其中一半要用来付房租。


师兄决定南下,去一所普通的高校,虽然平台小了,但新单位给他20多万元的安家费,外加每平方米3000元的购房优惠。


还有不少同学毕业后拿着博士学位去北京的中学工作,原因是中学有希望解决住房。


师兄离开的时候,导师很生气,但仍然拍着他的肩膀说,“你们的难处我知道。”


导师在2005年来到北京,一直觉得房价贵没买房,蜗居在单位分配的一间小房子里,他和老婆都喜欢看《梦想改造家》这类节目。

直到去年,导师才在六环外买了一套房,但因为不会开车,一直没人住,“他在北京这么多年,混到了博导,还是没法把父母接来住。”


“有时候失落的不只是我们这群外地人。”


陈盈有个闺蜜,打小在北京的四合院长大,院子里种着梧桐,有她无限的儿时回忆。后来因为全家人都想住楼房,就把院子贱卖了。


现在,闺蜜两口子经常夜骑自行车,来看一眼院子。


闺蜜的丈夫学建筑设计,一直想开个民宿,他跟老婆说,“我们努力奋斗,有一天再把这个院子买回来!”


“永远不可能了,吹牛吧。”陈盈也觉得伤感,但还是又加了一句,“永远不可能了。”


陈盈的师兄决定走了,作为一名文学博士,他研究了多年鲁迅。他最后能做的,就是选择在鲁迅离开北京的日子,离开北京。



买房是社会给我们上的一堂课


买房只是社会给陈盈上的第一课,走出校园后,她发现,很多课只有“社会大学”能给予。


她迷恋校园,认为教书是一件“自由而有尊严”的工作。她在课上给学生放郭川读的诗《海,海和海》,她跟学生讲,“我们有农耕文明的诗歌,曹操那样的枭雄‘东临碣石,以观沧海’,是站在岸上欣赏海洋的,很少有人站在海洋中心跟风浪搏杀。”


她很希望讲台下二十来岁的学生,那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,在有一天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后,能像郭川一样,有勇气追求下去。


但现实总是抢先展示它冷酷的一面。


有女生在课后找陈盈咨询,说自己爱好文学,也想像陈盈一样读博士,要做什么准备。说完学习上的准备后,她问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,“我告诉她,读博士很长时间会没有收入。”

她从来不敢跟学生聊房价,但那天,她十分想告诉那个女孩,“同学想读博吗,先买个房吧!”


陈盈极力克制自己的焦虑,怕传染给学生。学生们评价陈盈的课,有趣不无聊。在跟手机抢注意力的争斗中,陈盈总能赢。


但有一次一位学生的话把她说哭了,“陈老师在上课铃声响起前和下课铃声响起后,是忧郁的。”


“工作的第一年也是买房曲折的一年,生活诸多不如意,我特别怕影响学生,但还是有人看出来了。”陈盈说,我们总在扮演别人眼中的角色,一说是博士,应该是理性的、知性的;一说学文学,应该是风趣的、幽默的。“别人觉得你是这样的人,其实你并不是。”


陈盈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,艰难重重。


在获得这份教职之前,她和三个女博士在首都体育馆的大型招聘会上投了20来份简历,“凡是符合年龄要求的都投了”,没有一个拿到笔试通知。


“我的成绩很好,本硕博985,各种社会实践实习,怎么就没人要呢?”她的导师也感到奇怪,拿着她的简历说,“除了是个女的,没什么可挑剔的。”


他后来亲自把陈盈引荐给上海的一所普通高校的副院长。副院长直截了当地回复,“不好意思,我们只招男生。”


她去投中学、技校、出版社、学术网站,统统石沉大海,音信全无。

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当陈盈硕士毕业找工作时,银行、电力、电网这些“好单位”,“很顺利进去”。


即便想“委曲求全”,也行不通。陈盈曾进入北京一所中学的最终轮面试,二选一。


“要了硕士,没要我”。那所中学有位好心的学妹告诉她,“你讲的东西我们都没听过,应该看看考纲,中学生跟大学生还是不一样的。”


这种错位感时常发生。

陈盈的一位同学,是文艺学女博士,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考公务员。现在做会务,每天的工作是布置场地,周围是喝白开水的阿姨,看股票新闻的大叔,还有讨论“双11”该淘点啥的同事。


那双习惯了写论文的手,费尽心思想写出好看的公文来,“感觉她过得不开心,朋友圈有时发鸡汤,有时发牢骚”。


女博士们忙着投身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里,不管自己是不是那颗合适的螺丝钉。


“大部分女博士毕业后都去做博士后,因为实在找不着工作。”陈盈曾遇到一位做了两年的女博士后,烫着长卷发,叼着烟,学校出台了严苛的科研标准,达不到就得离开,而她已经32岁了,“备受歧视”。


在找工作的过程中,几乎每一家用人单位都明里暗里地问陈盈,打算什么时候生孩子。“二孩政策放开后,很多读书期间生完孩子的女博士,也有压力了。”


女博士毕业后,通常已经30岁,婚姻问题咄咄逼人,买房生子紧随其后。


陈盈的同学,“长得特别像人们心中女博士的样子。”她35岁,看起来却像45岁,头发白了,脸上很多皱纹。一直未婚,别人在她面前不敢提恋爱这件事,陈盈每次看到她都很心酸,“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?”


一开学术会议,男博士们都在研究课题,女博士则聊多大生小孩,痛诉“血泪史”。但在科研压力下,陈盈不敢轻易生孩子。“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了,孩子是个宝贝;如果生活都没理顺,那就是个累赘。”


她也深感孩子的世界可能出生就注定了不一样。有个师兄,从山沟沟里考出来,他当年落榜多次,但不停地考、不停地考,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。最终上了大学,通过努力同样能够赶上城里人。


等到师兄有了孩子,才发现,他的孩子和老家的孩子早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


“那个世界跟你隔着,怎么赶都赶不上。”


作为大学教授,他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已经能把希腊神话讲得非常顺溜,接触到的世界决非一个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能比。“以前,贫寒家的子弟可以通过勤奋弥补的差距,现在再也弥补不上了。”


如今,陈盈的人生进度条在稳步向前推进。她最终幸运地进了一所985高校教书,也早早地与自己的大学同学结了婚,虽然她要因此将生活掰成两半,四天放在天津,三天留给北京,并且承担着巨大的科研压力——六年内如果评不上副高职称就要走人。


她不知不觉地已经走入了社会的系统,人们注重回报,关心现实利益。


很多学生会下课跟她套近乎,他们看起来聪明、自信、见多识广,高中就开始读海德格尔,读康德,拿着苹果手机在课上咔咔拍PPT,下课后给老师写邮件报姓名和学号,说自己要出国读书,希望老师给个高分数。


“我收到过很多说自己要出国的邮件,却只有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找我,并不是要高分,只是想知道自己的分数。他想要奖学金,其他成绩都很好,如果这一门也考得好,就能安心地回家过年了。”



房子外的世界很精彩,很无奈


本科的时候,“未来”对陈盈来说还是个充满诱惑力的字眼,她幻想着自己以后将在外企上班,住在离工作地点很近的公寓,节奏快,压力大,报酬高,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,啪嗒啪嗒,雷厉风行。


现在,有时下课晚了,陈盈在7-11便利店买个便当,走在无人的小路上,忍不住问自己,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,总要咬牙顶住呢?就像一个被拉得疲惫不堪的松紧带。从小地方到大学,需要绷住,硕士时,继续绷住,绷到博士毕业,进了高校,还要绷着。


“我为房子魔怔,不是我很想在北京买房,而是我这根弦要断了,为什么不能让我有个歇脚的地方?”沮丧至极的时候,她也会想“我这样的家庭条件,是不是不该买房。”


她曾努力克服买房的焦虑,用前辈的故事激励自己。


读本科时,学校有位敦煌学泰斗,没有宿舍,他就住在夫人的宿舍里。夫人是教音乐的老师,每天很多人来唱歌弹琴,他在旁边支个小桌子写字,钢笔的头裂了一个口,歪到一边去了,他用手拨回来,接着写。


“我有时觉得,中学时候老师、家长灌输给我们的三观有问题,把人的成功具体化成很多标准,比如在哪里工作,收入多少,有房有车,但其实成功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吧?”


陈盈的导师说,虽然现在买不起大房子,但做学术的好处是“心中自有欢喜事。”


“在专业上,提出独到的有价值的看法,推陈出新,即便大冬天窝在被子里读书也开心。”这是属于陈盈的快乐。她在书里看到更宽广的世界,远比繁华的北京大得多。


“一百年前的女性还在裹着小脚,而我已经能够在大学课堂上讲课了。”陈盈说,有的同学喜欢天文学,把得失放到浩渺的宇宙,放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里,渺小得不值一提。

她身边,身居陋室,但“心中自有欢喜事”的例子不少。


陈盈的闺蜜两口子,住在一个大开间,局促狭窄,每天晚上老婆开灯加班都让老公睡不好觉。


有一年冬天,老公看到窗外的落叶很美,就收藏了一把放在家里,老婆开玩笑说,“我们家又少了一平方米。”


他们喜欢在晚上绕着故宫骑自行车,说角楼很美,地下通道的坡度刚刚好的舒适。后来他们又买了电动车,为了在秋天阳光好的时候,带着篮子去野餐。他们很早之前就摇到了号买了车,却因为堵车很少开出去。父母想让他们攒钱换更大的房子,他们却更愿意花钱买老式的手摇放映机看电影。


陈盈说,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到热门的“文艺圣地”拍照,营造一种自己是文艺青年的错觉。

闺蜜两口子衣着普通,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打扮,他们不会把放映机和野餐发到朋友圈来让大家点赞,只有三五个密友知道他们的兴趣爱好。“是骨子里的文艺。”


只是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,陈盈看到她出身优渥的学生,喜欢摄影,喜欢骑行,却很少有人写诗了。


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”,写诗这种最廉价的疏解方式不再像80年代一样,流行于校园。如今倒是打工诗人层出不穷。“到了物质生活这么丰富的今天,精神生活反倒成了奢侈品。”


她看话剧时发现一个现象,通常晚上九点半话剧还没结束时,有一半人就离开了,一路小跑赶去地铁,“你能想象他们坐在那里的时候都是坐立不安的。”


去年,北京统计局首次发布北京环路的人口数据,有超过一半的常住人口,住在北京五环外。


陈盈决定,把新家采光最好的房间当作书房,9平方米,理应是个主卧。


关于这间书房,她曾有过很多设想:客厅可以是美式乡村风,有蜂蜜色的实木家具和仿古砖;但书房一定要简约日式或者北欧风,木头保持原来的颜色,微风把窗帘一吹,看着心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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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编辑:家在宁波网

资源来源:中国新闻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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